AI的病,Web3能治

AI的病,Web3能治

很多人都相信AI技术正在引领下一场工业革命,但很有可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首先遭遇的是重重危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也将面临动荡。Web3作为一系列技术路线、观念思潮和政治行动的融合体,在AI崛起之后,并不会成为过气网红,反而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大良药。

歪脖三观

文/ 胡翌霖

歪脖三观顾问团成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编辑/江滚滚

封面图源/ Kyrian Alex,Medium

之前在第九届区块链全球峰会主会做了主旨演讲,题目是“Web3有药—AI、Dao和游戏”,因为时间有限,讲得不太透,这篇文章(以及下一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演讲的扩充。

很多人都相信AI技术正在引领下一场工业革命,我们正在面对数百年一遇的时代变革,因此创业者们将遭遇许多机遇和挑战。

我完全同意上述判断,但和许多乐观者不同的是,我认为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遭遇的首先是重重危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也将面临动荡,如果不能及时探索出与AI共存之道,人类文明甚至有可能濒于崩溃。

当然,总体而言,我并非彻底悲观,我仍然相信人类能够及时做出应对,适应AI时代的新环境,但这不能仅仅依靠AI技术本身的发展,还需要其它技术和行动的辅助,其中关键就是Web3——Web3既是一系列技术路线,又包含一股观念思潮和政治行动。在AI崛起之后,Web3并不是过气网红,反而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大良药。这就是所谓“AI有病,Web3有药”的意思。

AI之“病”有二:一是水土不服,二是精神分裂。这两种病造成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这个经济和文化环境并不适合于精神分裂的AI的到来,要么人类主动改变环境以便更好地容纳AI,要么人类与AI难免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说AI一定会有意识地消灭人类,好比说陨石没有意识但也可能造成恐龙的灭绝,如果人类最终无法驾驭AI引发的环境剧变,那么人类也有可能面临存亡危机。

01、AI 的精神分裂

为什么说AI精神分裂呢?我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简单来说,这是由计算机数据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AI无非是某种计算机程序,本质存储在磁盘或其他介质里的一串数字,而这一串数字是可以很容易地被保持全同地复制的。任何一个AI智能体(姑且这么叫)的存在,都是复数的,它可以有无限个副本,无数镜像,诸多备份,也可以随时分裂成无数全同或略有不同的分叉版本。

关键在于,这种“自我分裂”正好是AI飞速发展的窍门。所谓深度学习,以及新近的“生成式对抗网络”,无非就是让AI分裂为不同版本,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随机变异,然后让它们各自完成某一任务,适者生存,留下效果最佳的变异版本,然后进入下一次分裂迭代。最佳变异体的选择可以由人工进行,也可能让AI进行,这就是“生成式对抗”,即让AI“左右互搏”,把AI分为两个神经网络,互相提供生存压力,让它们各自进化。

所以说,训练一个AI的历程,好比是重演某一物种的整个演化史。但生物的复制和变异是通过一代一代的繁衍实现的,而AI的复制和变异不需要漫长的孕育和成长,而是以电流的速度迅速发生,所以AI的成长如此迅速。

但如果把AI的每一个版本都看作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那么AI的训练过程就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了:一个意识体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和自己的复制品厮杀决胜,失败者将被抹去,获胜者将继续被复制。赢的阶段性胜利的版本可能会形成一个镜像备份,以便在主版本继续迭代之后随时回退,或者以此为基础建立更多的分叉版本。这些不同的分叉版本也会被放到程序员社区或者开放市场中去继续竞争。一个稳定的公共版本也会继续被全同复制,被下载到每一个终端的磁盘中,无数个“分身”同时运行,在不同的磁盘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总之,AI的算法从底层逻辑上就是某种“精神分裂”算法。这样发展出来的AI智能体,当然注定逃脱不了“精神分裂症”的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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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AI 代替人的活动

一个分裂的精神在现实世界中是痛苦的,因为他(他们)只有一个身体,通常也只有一个社会身份。人的肉体和社会关系都要求其精神稳定如一,如果精神不能保持稳定如一,而是分裂成多个人格,那么他就难以适应自己有限的肉体以及传统社会关系的种种约束。

然而,在网络世界的生活又如何呢?在网络世界,“精神”脱离了“肉体”的束缚,物质躯体对于AI而言是不重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一方面,在同一台计算机里,可以安装无数个虚拟机,运行无数个AI线程。另一方面,在无数台计算机之间,可以联网运行,并行计算,表现为一个AI智能体(Agent)。举例来说,全世界亿万人都可以同时与chatgpt聊天,那么究竟是大家在和同一个AI对话,还是每个人都和一个独立的AI分身对话?总之,“一与多”对于AI来说已经没有清晰的边界。

如果只是把AI用作私人助手,那么它的易分裂性似乎没啥不好,你可以一会儿让它扮演高冷御姐,一会儿扮演可爱萝莉,一会儿让它扮演老师,一会儿扮演会计……虽然也有被自己搞得晕头转向的危险,但总的来说似乎也没啥大毛病。然而,一旦AI以人类的替代者的身份,加入到人类的集体性活动里来,那么AI与现存的人类社会环境,恐怕就没有那么融洽了。

按照阿伦特观点,人类的积极生活可以分为劳动、工作、行动这三种样式——劳动是枯燥循环的谋生活动,工作是指有改变世界(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活动,行动是指在公共领域追求卓越的政治性活动,例如言说、竞赛和争斗。我们挨个来讨论AI对这些活动的影响。

一、劳动

AI参与劳动,这大概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事情。我们从数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就翘首以盼着:机器能够减轻人的负担,代替人完成枯燥和辛苦的劳动,让人从乏味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

但从历史上看,机器替代劳动的进程似乎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特别讽刺的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对机器的推广,劳动人民反而负担变重了。底层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在工业革命初期陡然攀升,而且劳动内容也变得更加机械化、枯燥乏味。

在英国,越是发达的工业重镇,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就越低,营养就越差(从粮食消费量和其中肉类消费的比重、平均身高等指标证实)。月薪倒是有所提升,但考虑到劳动时间大大增加,工人的时薪反而趋于下降。(参考《技术陷阱》等,我之前的讲座也提过几次)

另外,有活干的劳动者固然辛苦,但失业者的处境更加困窘。特别是因为机器取代了许多传统手艺,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反而成为求职的减分项,工厂主宁可雇佣最廉价的童工,也不愿意雇佣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例如在183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约50%的工人是童工。童工薪水更低(最低到成年人六分之一),工作更苦(最高到每天18小时,经常从事危险操作)。讽刺的是,大量雇佣童工经常被作为一项社会公益被工厂主自豪地宣扬,因为不然的话那些失业或贫困的家庭更加无力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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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工业革命到今天,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降低了很多,待遇提升了许多,但这一过程并非自动发生,而是通过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争取来的。

那么,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新的一波人工智能革命一定能避免工业革命初期的境况吗?未必如此,我们已经看到智能算法加强了“系统”,让底层劳动者“困在系统里”,反而更有效地压榨劳动者。另外,当劳动者被AI机器替代之后,更容易陷入失业状态。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失灵,仍然有面临严重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在20世纪初的欧美逐渐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并没有在全世界完全普及,另一方面也未必适应于AI泛滥的未来。总之我们恐怕不能高枕无忧。

不过,就现在这波AI浪潮而言,对体力劳动者的冲击反而是最缓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体力劳动的物理性质有关。大量体力劳动的对象和成果并不能数字化,他们必须针对现实的物理材料进行劳作。所以要替代体力劳动者,AI不能单纯靠复制数据来占据岗位,而是需要制造出实打实的机器来完成任务。这一约束使得AI无限分裂的特性大打折扣了。倒是对许多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对象和劳动产物都能完全数字化,那么AI的冲击可能来得更快一些。

二、工作

在阿伦特的定义下,“劳动”生产的是消费品,其宿命是被人消耗掉以维持生存,本质上并不会改变世界,比如今天做完饭明天还得重新做饭,今年产完粮食明年还得重新种地。而“工作”生产的是倾向于持续留存的事物,因而最终是为了创造和改变世界。大到城池、水坝,小到桌椅板凳,都是工作的产物,虽然它们也会朽坏,但其目的在于持存,区别于消费品的内在目的——就要自我消灭。

当然,这个区分在当代这个“消费社会”中被淡化了,工作和劳动混而不分,持存物被当做消费品来生产,这种混乱恰恰是阿伦特所批判的现代性问题之一。

在消费社会中,没有多少东西是持存的,手机、电器等等,也都是消费品,生产它们的工人也变成了和农民或矿工差不多的劳动者。相对而言更接近于阿伦特所谓工作的,可能是各种文艺创作。当然,网络小说、短视频之类的发展,让文艺作品也日益快餐化,变成速朽的消费品,而不再旨在长存于世。

不过,“风格”的存在,使得诸如绘画这样的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仍然保留了一些不可复制的“灵光”(本雅明)。尽管数字绘画很容易无限复制,但其中的“个人风格”始终是珍贵的。创作者的个人风格本身并不能批量生产和大量复制。

众所周知,生成式AI恰恰在这方面挑战了人类的尊严。AIGC显示出媲美人类画师的创造力,可以模仿和缝合各种艺术风格,然后大量产出优美的作品。

AI替代劳动和替代工作都会造成系统性失业这样的经济危机,而后者还可能叠加某种精神性的危机,因为人类引以为豪的创造力沦为一种似乎非常廉价的东西了。

劳动通常只是为了谋生,是负担而不是兴趣,所以一个人的薪水或者说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劳动有别人代劳,那么他多半会很高兴。但是一个人的创造性工作如果被别人替代了,那么他就未必高兴了,因为他的乐趣和成就感也被剥夺了。

我在“人工智能的小无相功会走火入魔吗”中提到过,许多人被AI的创作能力所打击,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AI有可能有创造力,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AI的创造如此轻而易举。创作者的勤学苦练和灵感巧思都成为笑柄,而AI所做的无非是大力出奇迹,粗暴地堆一下算力,然后就可以成百上千份地批量产出优秀的作品。

当然,如果人们最终放平心态,不再和AI较劲,也许也可以重新建立乐趣或充实感。一种办法是把工作游戏化,类似于象棋和围棋,人类玩家早就比不过AI了,但棋类游戏和竞技比赛都仍然广受欢迎。另一项能够被人类保留的是审美或趣味的导向,比如说AI可能把梵高或莫奈的风格模仿得难辨真假,但我究竟是喜欢梵高还是喜欢莫奈,这个判断永远不是AI能够代替我做的。

当然,上述两个方面也已经岌岌可危。那些线下进行的游戏我们还有可能保证AI别来干扰人类的乐趣,但在线的数字游戏将会越来越难以杜绝“外挂”,当AI作弊泛滥时,一款竞技性游戏就很难吸引人了。至于审美导向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社交媒体时代,普通用户的审美和趣味越来越受到算法的控制,人工智能通过精准投喂,固化受众的兴趣,使之停留于肤浅和标签化的层面,形成信息茧房,同时也是审美和价值观的茧房。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可以直接批量生成各种短视频,那么信息茧房的趋势恐怕还会强化。

三、行动

在阿伦特看来,“工作”可以是相对私人的活动,一个人关起门来“闭门造车”也是在工作。而“行动”则必定是公共性的,是人的复数性处境之下的活动。

工作和行动都是某种“自我表达”的活动,是把自我(兴趣、审美、观点、态度等等)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活动。工作是通过作品来承载自我,而行动则主要通过言说和各种交往行为来自我表达。

表达往往是双向的,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向外表达,或者是成天自言自语,朝着空气表达,那么这个人怕是也已经有精神疾病了。人们需要某种方式的互动,因为“反馈”会给人带来现实感。人们判断是否在做梦的一种方式是捏捏自己的脸,这就是在寻求“反馈”——当我采取了捏这一行动,而收获了痛这一反馈,那么我认为我的处境是真实的。如果我捏了,却没有得到恰当的反馈,我无法从手指之外感受到捏这一动作产生的影响,那么我就认为我的处境是虚幻的。经常讲网课的老师应该也有体会:在教室里面对面上课时,讲课中随时注意到学生会心一笑或窃窃私语之类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反馈越是到位,老师就讲得越是起劲。而在上网课时仿佛对着一堵墙讲话,连回声都听不到,往往就越讲越发虚,越讲越迷茫,只有偶尔飘过几句弹幕才能让自己振奋起来。

总的来说,人们总是希望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这不是少数无私高尚的人才会有的想法,而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寻常心态。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么这个世界恐怕也不怎么好。所以改造世界的愿望,往往指向的是一个与他人共存的公共世界。所以人们一方面通过工作,为周围世界增添自己喜欢的人造物,另一方面也通过行动,在共存的社群中留下涟漪。

人类的群集有两种形态,一是互为工具的关系,比如有些劳动和工作需要多人合作才能更好完成,那么人与人就需要聚集起来,但这种聚集如果完全围绕功利目的,那么他人就只是中性的工具或资源,如果他们被机器或AI取代,似乎并没有什么坏事。但另一种形态下,人们群集在一起,是为了表达自我和获取认同,这种时候人们的公共言行并不是为了利益或其它外在目的,而是为了营造一个与自己更能互相认同的社群或集体。非要说外在目的的话,无非是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恰当的反馈。

这两种群集交往模式,大概可以概括为“求同存异”和“存同求异”(这是我很早形成的原创观点,最近在微博(@胡翌霖)恰好又阐发过一次),前者是为了齐心协作的目的而妥协,而后者是以特异作为追求,亦即“追求卓越”,卓越是以“同”为基础的,即我的言行受到他人的认同,但又是以“异”为旨归的,卓越者亦即卓异者,最终是要和他人区别开来。

我喜欢举网络暴民为例。现在很多网民都喜欢到处围攻谩骂,找到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和人物,不厌其烦地输出污言秽语,甚至找到线下渠道去骚扰和举报,他们图的啥呢?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是领工资的水军,另一部分是AI伪装的账号,但确实会有一些人,在那里一分钱不要,自觉自发地进行网暴。当网暴对象退缩或被封后,他们发自内心地非常高兴。

这种兴趣是因为什么呢?把某个和他们没啥关系的人骂倒了,有什么意义呢?显然,他们也希望“改变世界”,哪怕是叫嚣着杀死异端的狂徒,也是希望让世界更符合他们的理想。也许他们平时的生活和劳动中,总是得不到恰当的反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也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成就感,所以他们如此迫切地要在网络社区中成就自己。

网络暴民、粉丝群体,其实都是公共生活的异化形态。无论如何,人类试图在群体之中,通过表达和交流,寻求认同,并突出个性——这是人类的普遍愿望。古希腊城邦曾经是人类公共生活的典范,希腊公民以追求卓越的积极行动作为人最重要的事务。当然,希腊城邦的繁荣是有其历史条件的,一方面需要小国寡民的群集规模,另一方面需要奴隶制和发达的商业系统维系有闲阶级的自由生活。而在当代越来越扁平化的公共空间中,追求认同变成了寻求标签,追求卓越则变成了追求流量(关注度或粉丝数),公共生活早已濒于溃散。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借助互联网建立小群体聚集的城邦规模,用AI替代奴隶来解决自由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否可能重新发扬一种新时代的城邦生活呢?我当然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关注DAO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仍然需要面对AI的精神分裂问题。

AI的可复制性早已经在网络社区中制造混乱,一个例子是雅尼克·基尔彻让AI去学习4chan论坛里的“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板块。学成之后AI就化身为满嘴歧视、仇恨言论的用户,冒充一般论坛用户在4chan里大量发帖。其中一个AI账号在两天后才被识破,另一些账号更是以假乱真,未被发现。有些AI账号甚至一起参与对另一个账号是否是机器人的讨论。

在各种点评平台和社交平台,政府、公司乃至个人,都可能利用AI或算法,批量生成用户和评论,从而引导舆论,操控风向。这早已不是秘密。如果未来的公共社交平台变成AI之间互相灌水的交锋场,那人类还有什么公共空间可言呢?

顺便说一下,不仅是人类的公共空间有被AI侵占的危险,人类的私密社交也在被AI替换。但这方面我们暂时不多讨论。

03、人类本身的复制危机

我们需要梳理一下上述提到的各种危机,平心而论,许多问题并不是最近才由AI带来的,有些问题是早已埋藏在工业时代的底层逻辑之内的,而AI一方面有加剧危险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提供走出困境的机遇。

AI容易复制这一特点本身似乎不是坏事,好比说如果牛奶和蜂蜜可以无限复制,土地可以无限广阔,这岂不是人类理想中的乐园吗?问题不在于AI的精神分裂,而是人类的精神空虚——先于AI,人类自己已经变成易复制的货品了。

对于现代化以来的整个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有许多称呼,例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或大众社会,现代人变成工人、消费者和受众,本质上都是变成去除个性的复制品,亦即“(产业体系的)人力资源”、“(全球化消费市场的)分母”、“(大众媒介的)流量”、“(政治活动的)票仓”等等。资源也好,流量也好,都具有可以客观计量的商品价值,而不在乎每个人独一无二而不可取代的人性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还做过一次演讲,题为“数码物的复制及其问题”,后续我也会形成文字。在这里简单来说吧:人的可复制化或者说去个性化,不是信息时代或AI时代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工业时代或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然而正因为出现了这一趋势,即把人类的价值当做可复制物来计量,所以当人类面对一个远远比他们自己更善于复制的智能体时,就会遭受巨大的冲击。

既然人的价值是被当做“人力资源”来衡量的,那么一旦AI作为“算力资源”,比“人力资源”更便宜,更好用,那么人类就将立刻贬值。既然人在媒体上是作为“流量”来汇聚的,那么由AI扮演的无限复制的巨大流量就可以随时淹没人类,人类就会在机器言论的海洋中迷失自己。

所以AI实质上是把人类社会业已存在的“复制危机”最终引爆了,AI的精神分裂倒逼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状况。

好比说,在AI加入之前,人类在不断“内卷”,在竞赛比拼谁更像骡马,谁更像齿轮,谁更像一台冷漠的生产力机器。有些区域富裕起来之后偶尔挣脱了内卷,但后进国家反而加剧内卷,以为这是后来居上的机会。我和许多人聊内卷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反应:我们公司不卷,市场就要被别的公司占了,我们国家不卷,别的国家就要称霸地球了……其实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但是好在,我们很快就不用纠结于人类要不要内卷的问题上了,因为我们发现人类卷生卷死,永远卷不过AI。那样的话,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将会被动脱离内卷的命运,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作为独立个体而非复制体的价值问题,重新重视人类的精神需求即自我肯定的需求。

04、互联网时代人的自我救赎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当人们进入网络世界,他们的精神就天然地超离于旧世界,摆脱了工业时代的许多固有约束,所以第一代的互联网用户经常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解放”,寻求表达和创造。黑客文化就是典型,黑客文化在后来的开源社区、字幕组社区等网络共同体都有延续。黑客文化以利用互联网“打工”为耻,他们开发富有创造性的程序或者推动各种有个性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为了出卖劳动力谋生赚钱,而是为了“追求卓越”。他们把程序和作品共享给所有人,只要求保留自己的署名。

之前聊网络暴民的时候我就说了,这种“无私”态度并不需要特别高尚的品德,而是某种最普遍的人性被压抑已久而释放出来的表现。

我在课程和演讲里经常说到,现在所谓Web3.0所强调的概念,诸如去中心化、自由、共享,基本上也都没超过Web1.0乃至Web0.3时期的范畴。Web3.0无非是回归互联网革命的初心而已。

之所以需要“回归”,是因为Web2.0走了歪路。Web2.0的标志是大公司的加入,最初通过商业化,把工业化生产的逻辑引入所谓数字经济,后来则是借助智能手机,把大众媒介的流量逻辑推向极致。

当然,Web2.0的平台,同样也会受到AI的冲击,所以各个网络平台或网络社区都需要应对AI水军冒充人类用户的问题。

一种办法是与现实政权结盟,推行实名制。这是中国网络平台的主要办法,其是非优劣本文暂不讨论。

另一种办法是与工业结盟,让网络行为挂钩实体商品,典型的就是要粉丝买牛奶来给偶像打榜。当然,牛奶的存在似乎是脱裤子放屁,实质上不就是通过收钱来建立门槛吗?没有中间商不是更好?这正是马斯克试图对推特采取的办法。马斯克设想每个账号都需要交一小笔月费,以此来杜绝机器人账号的泛滥。

这种通过收钱设立门槛的方式,的确能够部分遏制机器人账号,然而治标不治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基于“流量经济”的思维,一方面无益于逆转人的流量化、低智化,另一方面也无法抵抗更加智能的AI账号来冒充人类。而且,通过收钱建立门槛的方式,如果真的有效,那么也会助长大型公司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公司本身并不能永远保证中立。

05、Web3 作为解药

通过收钱设立社区门槛这种办法,Web3社区同样可以做到。事实上NFT社区就是这种玩法。买入NFT是进入特定社区的一个金钱门槛。区别在于,Web2模式下花钱买门槛,最终钱都给中心化的公司赚走了。而在Web3模式下,除了最初的发售之外,后人进入社区所花费的费用,是让社区成员(或者曾经的社区成员)赚钱。另外,智能合约和DAO公库可以保证社区有更多经济运行的方式,但始终保证公开透明。

DAO意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就这个字面意思而言,DAO不是什么新东西。传统社会的大学、行会、党派、各种NGO,包括网络世界中许多开源社区、黑客社区、字幕组社区、游戏社区等等,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自治组织。

我们最熟悉的“微信群”,其实也是自下而上自行组织的一种社区,准入门槛由群主和管理员控制,通过线下结识或朋友推荐的方式,保证加入社群的都是能够互相尊重的真人。

以上这些组织方式都各有欠缺。许多方式过于依赖线下关系,以至于难以超越地域在网络空间中自由发展;许多网络社区的组织方式要么过于扁平化,要么过于碎片化。

扁平化是指,社区中的成员或言论都在一个平面中发布,以微信群为例,它能够维持热闹的信息流,但很难形成沉淀,不要说传统世界中的多层次复杂结社相比了,连早期网络论坛的版块和跟帖等机制都完全消失了。在这种缺乏深度和分层的扁平化社交空间中,就难免于言论意见化,身份标签化。

碎片化是指各种“趣缘社区”,互联网让人们按照共同兴趣聚集起来变得更加容易。这当然总的来说不是坏事,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成天只和“志同道合”的人社交,而这种被我们公认的“道”被分得越来越精确,那么结果可能是我们的路越走越“窄”。每个人都活在相似的人中间,看不到异类,就越来越难以容忍异见者,适应不了与兴趣相异、观点不合的人共同生活。所谓的“傻逼共振论”也是这个道理。

而一个更理想的网络社区,既不能无限大以至于失去恰当的“门槛”,也不能过于琐屑以至于失去“不期而遇”、“因缘邂逅”、“碰撞火花”的开放性。既不能过于依附于实体经济从而丧失了独立自治的空间,又不能过于务虚从而失去了推动变革的力量。

这种意义上的DAO,不是公司或协作共创小组,也不是同好会或兴趣俱乐部,而是“网络城邦“。我在“网络城邦笔记”中谈到,网络城邦应该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最新版本,是取代“民族国家”的新叙事方式。

网络城邦需要建基于区块链技术,因为至少就目前而言,区块链技术有机会纠正互联网发展的误区,补全数字技术的缺陷——精神的分裂和虚无。区块链技术一方面确立了独立的经济体系,以便网络社会可以赢得更彻底的自治能力。另一方面在去中心化、自由开放的前提下,建立了有效的身份标识机制和历史沉淀机制。

至此,我扩展讨论了ETHShanghai演讲中AI与DAO的部分,还有“游戏”以及其中的“按乐分配”概念还没有讨论,我将在后续另文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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